武夷山不仅是道教名山，佛教名山，也是儒教（理学）名山。
公元1081年和公元1093年，杨时与游酢先后两次前往河南洛阳，向理学开山祖师程颢、程颐兄弟拜师求学。当游、杨二人冒雪来到程家时，正逢程颐闭目静坐于书堂，二人恭敬地侍立在门外静候，程颐发觉时，门外已雪深一尺，由此留下了“程门立雪”的千古佳话。游酢、杨时后来长期讲学著述于武夷山，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南传的第一驿站，理学在武夷山植根繁衍。
朱熹是程氏兄弟四代弟子，著有《四书集注》、《书集传》、《诗集传》等，朱熹认为在超现实、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，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，即“天理”。只有去发现（格物穷理）和遵循天理，才是真、善、美。而破坏这种真、善、美的是“人欲”。因此，他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
1181年朱熹在武夷山修建“武夷精舍”，广召门徒，传播理学。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，他又于儒学经典中精心节选出“四书”（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），并刻印发行。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四书影响深远，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，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。朱熹的学术成就和理学名山武夷山联系在一起，为万古传颂。
朱熹之后，被称为集宋明理学史上“心学”之大成、创立“阳明学”的王阳明（王守仁）两度到武夷山。他在山中流连数月，瞻仰紫阳书院，研读朱熹著作，留下“山中又遇武夷君”的诗句。王阳明认为正是在武夷山西溪源头的灵峰下，才初步形成了他的哲学体系。武夷山中历史上两度为其建祠堂常年祭祀。
此外，一批理学家相继在武夷山中、九曲溪畔创建书院，如宋代的蔡沈的南山书堂、元代熊禾的洪源书堂、明代李材的见罗书院等。仅有记载的就达30多处。这些书院奉武夷精舍为圭臬，使武夷山进入文化鼎盛时期，成为一座理学名山，被后人誉为“理学名邦”、“道南理窟”。
鸣谢：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，在此表示感谢！
